《炎黄春秋》刊文:案的反思与建言

发表时间:2021-09-25

  最近,政治局前委员、中央政法委员会前书记被查处。这样一位要员事涉贪腐,堪称特大号的超级大老虎。能够把超级大老虎关进笼子,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勇气与决心,对提升民气和增强凝聚力有极大好处,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更是一大助力。深入剖析严重违纪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,深刻反思,切实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,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,才能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。

  这是极具争议的一个话题,人们的评价截然相反。必须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正面回应。

  应当肯定,自从十五大把“依法治国”确立为治国方略,十六大、十七大一再强调“推进司法改革,保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”,过去的10多年,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进步。但是,对于这些进步不可估计过高。事实上,法治建设遇到很大阻力,举步维艰,总是在进进退退间曲折前行。下面,从几个侧面做一点分析:

  担任公安部部长伊始,发布了“5条禁令”,当时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,但其最大的功效是树起了的权威。随后,连续开展的“大讨论”“大练兵”“大接访”等活动,浮夸和吹嘘的成分较多,对于提高实战能力作用有限。例如,“大讨论”主要是学习的“重要讲话”;“大练兵”多是应付检阅的队列操练;“大接访”更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。一面宣传“大接访”,宣称“人人受到局长接待,件件得到妥善处理”,一面又鼓吹“零上访”。实际的情况是,在局长接访日,事先把难缠的上访户控制起来不许他们“搅局”,媒体只报道光鲜的一面,使“大接访”成了掩盖矛盾的表演秀。

  在主政时期,出台了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硬性指标,作为考核干警的依据,尤其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破案率,要求“命案必破”,导致有些地方为“达标”而造假或瞒报,造成不少隐案、黑案。法院系统则是盲目追求调解率、结案率和息诉率,要求做到“原被告双方都满意”。推行诸如此类违背诉讼规律的做法,带坏了队伍,以致许多地方说假话成风,瞒上欺下,报喜不报忧成为常态。不少地方申报的英模事迹,掺杂很多水分,甚至树起了一些假英模和伪标兵,例如,王立军原本就是一个最善于吹嘘和造假的小霸王,却对其大肆吹捧、不断贴金,不许有任何批评,以致纵容王立军长期作虐,最后酿成“大英雄”叛逃。王立军的闹剧颇具有典型性,足以说明主政期间干警队伍的溃散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。

  严重违纪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,从媒体陆续披露的情况来看,周的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:一是巨额贪腐,二是滥用职权,三是结党营私。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首脑自身不正,焉能带出过硬的队伍?因此,在过去10多年间,政法、公安队伍中大批官员落马就丝毫不足为奇了。

  从公安部来说,有前任部长、副部长和若干局处长落马;各省市的公安厅厅(局)长垮台的就更多了;至于市县公安局局(处)长和基层的科所队长,被罢官判刑的更难以计数,有的地方连续几任公安局局长相继垮台。法院、检察院以及政法委系统因贪赃枉法陆续垮台的也不在少数。大量存在的司法腐败,表明治下的政法队伍已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。

  政法部门出现腐败现象,同其他部门又有所不同。由于政法干警经常与各种罪犯打交道,一旦腐败,往往会“涉黑”,以致警匪勾结、官匪一家,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黑道手段。例如,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,竟与薄谷开来共谋如何杀人。薄谷开来杀人后,王立军又指派部下为其掩盖,并将焚尸灭迹的情况通报给杀人犯。电线个字:“化作青烟,驾鹤西去。”那是何等的潇洒,何等的富有诗意!——这是最典型的黑道做派。公安、司法人员和罪犯原本是猫鼠关系,一旦政法干警涉黑,甚至成为黑帮中的一员,这种腐败就危害更烈。

  已经揭露的大量事实,表明政法队伍中的问题十分严重,触目惊心!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,严重败坏了公安、司法机关的形象。今年1月7日,习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,誓言要“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,坚决清除害群之马”。总书记这样的重话,绝非无的放矢。

  主管政法工作10年,正是冤假错案频发的10年。人们都还记得,2005年,好像是老天爷开了眼,将阳光洒向了人间,一批冤错案件被集中曝光。先是湖北省佘祥林“杀妻”案,继而是湖南省滕兴善“杀人”案,紧接着又是山西省岳兔元“杀人”案,接二连三的奇冤假案,竟然都是以“亡者归来”的方式闪亮登场:原先认定“被杀害”的亡灵,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间,它所带来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。随后,河南省又于2010年曝出赵作海“杀人”冤案,其情节与佘祥林等被冤枉如出一辙: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,又都是政法委“协调”的结果。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,司法不能独立,很可能酿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。

  过去,忌谈政法工作中的阴暗面,认为揭露这些阴暗面,就是给政法机关“抹黑”,甚至说成是“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污蔑”。报刊上全是高调的赞扬,自我陶醉,粉饰太平。甚至吹嘘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,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,是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司法制度”。其实,掩盖问题只会养痈遗患,比问题本身更有害。从近年陆续曝光的这些现代罕见的奇冤假案中,人们看到了中国司法制度中不光彩的一面,它所产生的冲击波迅速扩散,使司法公信力急剧受挫。

  众所周知,在主政重庆期间,独出心裁地发动了“唱读讲传”运动,尤其是把“唱红打黑”作为宣示其政绩的主要标志。为此,特意把号称“打黑英雄”的王立军调到重庆,委以重任,直至提拔为副市长。二人配合默契,铁腕治渝,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“打黑”狂潮。

  重庆“打黑”有几个显著特点:一是运动式执法,难免定性不准和扩大化。二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。例如,以批量化方式批捕、起诉和审判;公检法三机关不分彼此联合办案;嫌疑人一旦被拘捕,就以“保密”为由用编号取代姓名,不送入看守所另找地方关押,既不通知家属也不许律师会见。在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中,刑讯逼供势所必然。三是限制辩护和惩治律师,要求律师“顾大局、守纪律,不纠缠细节”,等于要律师放弃职守,甚至对辩护律师治罪,李庄以“伪证罪”被判刑就是典型一例。四是以“大换血”方式对重庆警界原班人马“全锅端”,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,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,几乎是文革时“向走资派夺权”的重演,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。

  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“打黑”受到广泛的质疑,许多有识之士对其负面效应深感担忧,指出重庆“打黑”已成“黑打”,其中最黑之处,莫过于公权滥用,为所欲为,形成对公众安全的最大威胁。

  然而,却对这一套公然违法的做法全力支持。2010年11月,专程到重庆,对“唱红打黑”给予全面肯定。他的表态使大受鼓舞,动情地说:“永康书记对重庆政法工作做过许多重要指示,尤其对我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给予了重要指导,讲得很具体,意见很实在,使我们倍感亲切。”正是由于有了的撑腰和鼓劲,更使毫无顾忌地恣意妄为,以致酿成更为严重的恶果。

 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,挺身而出仗义执言,他指出:“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的橱窗,律师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实践者和传播者。这个职业就是要为被告人说话。如果对律师都不能容忍,连律师都不让说话,那如何保证司法公正?现在针对律师的紧箍咒太多了,到处设置律师的禁区,对律师行业以及辩护权的冲击很大,表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倒退。”

  综上所述,主管政法工作10年,树起了个人的绝对权威,然而在他的治下,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却不见了踪影。对法治的破坏集中表现在毁坏了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司法制度、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,尽管在口头上也常常标榜“严格依法办案”,但那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。在他看来,长官意志就是法,之流更把“永康书记的指示”奉为法。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宪法和法律,只有一人说了算的“王法”。正如同志批评的那样:“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,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。”所推行的正是典型的人治,学者们批评“中国法治建设出现大倒退”,并非虚言。

  过去多年,无论党内党外,无论官场还是民间,对于政法委的非议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批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点:应当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,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。随着周老虎的垮台,现在是到了应当认真考虑政法委去留的时候了。

  由政法委员会统辖各级司法机关这一制度设计,举世无双,这个制度相当特殊,表现在:

  其一,在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,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除了中央委员会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外,只有“中央委员会”和“中央军事委员会”。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曾规定有“中央顾问委员会”,作为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,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已由十四大宣布撤销。党章中从来没有出现过“中央政法委员会”这样一个机构。

  其二,在建国后制定的4部宪法中,也从未设置过“政法委员会”。宪法只规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,应当分工负责,互相配合,互相制约,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”,并未规定在公检法之上再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管三机关。

  其三,由政法委统辖各个政法部门,并以“党内联合办公”的方式对重大、疑难案件进行“协调”,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,这种做法是“以党治国”的极端方式,它违背诉讼规律,也有损党的形象,不但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,而且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。

  政法委员会是游离于党章和宪法之外的“潜形”机构,但又是具有极大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机关。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有弊,有利的方面是便于统一行动,提高效率,增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;其弊端是缺乏党章和法律依据,协调定案减弱了互相制约,容易造成冤假错案。实践证明,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三家,并不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好形式。同志早就指出,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。他还特别强调: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,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,甚至会走向反面。”落得今日之下场,再一次佐证了上述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  周老虎入笼为政法委的改革提供了难得机遇。权衡利弊,从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角度考虑,应当切实贯彻“依法治国”与“依宪执政”方略,将没有党章和宪法依据的政法委员会予以撤销,从制度上保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。如果不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,不着力推进法治建设,不彻底改变人治的传统,换一个人被提升到那样的高位,还可能出现一人独断横行却被万人狂热吹捧的局面,如果只是把大老虎关进笼子,他的那一套衣钵却继续被奉为法宝,那么,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没有希望。

  对政法委员会统领公检法三家的体制进行改革,事关重大。考虑到现实国情,改革不能操之过急,应稳步实施,建议分两步进行:

  第一步,撤销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(它们并不负责制定方针政策,主要是协调定案),只保留中央政法委(可改称“政法领导小组”),其任务是协助党中央研究和制定有关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;组织政法干警的培训和考核;防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。除了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(如、王立军以及之类)和部分涉外案件外,对于普通刑民事案件不再进行协调,以保证公检法机关依法各司其职,互相制约,避免可能发生的冤案,提高司法的公信力。

  第二步,试行一段后,创造条件,在适当时机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,使宪法规定的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,应当分工负责,互相配合,互相制约,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”落到实处。

  有步骤、分阶段撤销各级政法委员会,并不会削弱党的领导。各级公检法机关的首长和骨干全是员,各部门都设立党委以保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,没有必要在三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干预司法,何况由一个于法无据的机构统管政法各部门,名不正,言不顺。撤销各级政法委,只是改变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,放手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,表明执政党真心实意要实行“依法治国”和“依宪执政”,从而取信于民,它必将加快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进程,也会大大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,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,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。